一
1993年的夏天，我那时正作为一个普通随员、跟着政府的文艺代表团在欧洲各地出公差。我其实一向是不太情愿去参加这类海外文化交流活动的：政府拨给的预算很低，代表团里的一般成员只好在廉价的酒店里入住，饮食也只得入乡随俗，吃些当地人惯吃的、奇奇怪怪的东西。我的肠胃本来就不好，在塞萨洛尼基逗留了数日之后几乎到了食物一入口就会腹泻不止的地步。如此经过两个月，代表团终于到了伦敦。其他同事们如蒙大赦般纷纷跑去中国城大快朵颐；我却只好一个人呆在酒店里喝热水。有一晚突然感到腹泻停止了，同时被压抑了数日的饥饿感一下子涌了出来，于是我便像从地府里刚爬出来的饿鬼一般、扶着墙摇摇晃晃地去了前台，问他们是否还提供餐饮。
“抱歉先生，已经过了晚餐时间。”
“什么地方有东西吃吗？”
那前台小姐咬着下嘴唇憋笑，像是看到了十分滑稽的东西：一个来自东方的、八辈子没吃饱饭的傅满洲。
“先生，出门左转有一家酒馆，也提供食物……祝您用餐愉快。”
我出了门（我想私自离开酒店大概也是随员纪律所不允许的，但我也饿得管不了那么多），走进了后街的酒馆。与我想象的情况不同，酒馆里还算安静，座位也很空。也不知是不是因为灯管子质量不好，灯光非但十分暗淡、而且一闪一闪地，叫人几乎看不清菜单上的花体英文。我点了披萨和几串烤肉，又要了一大杯啤酒：毕竟在酒馆里不点酒也太说不过去了。就在我将要入座的时候，身后传来了熟悉的母语。
“程老师？您是程老师吧？”
我回过头看他，那人站起身来：没错，我记得他是海外华人文艺会的一名理事，姓邱。过去在东海大学开座谈会的时候，我们作为剧作家代表、同一桌上用过餐，两个人聊得还算投机。后来在海外也间或相遇过：他那时就已经在海外华人文艺会高就了。还没等我回答，他就已经端着自己的酒杯和餐盘坐到我这桌来了。
“程老师，好久不见啊！怎么，您到这里来出差？”
“是啊……文化交流。我本来也是不想到处跑了，毕竟也一把年纪了，经不起折腾。”
我透过座位边的落地窗向外看去，玻璃上模模糊糊地浮现着我们两个人的倒影。窗外是微雨的夜晚，地面上的砖石积了水，路灯的反光粼粼摇晃。马路上偶尔有车辆驶过去，可大多数时候就只有对面店铺窗子下面躺着的流浪汉，不时地摇着脑袋，不知是不是因为醉了酒的缘故。邱理事注意到我的视线，叹了口气道：
“上一次和程老师见面，也是下雨天的酒馆里面。”
“是啊……”我啜了一口啤酒，酒液有些发苦，实在不是我所喜欢的类型。”对了，那个裘伯灵，现在还在布拉格大学教书么？”
邱理事有些讶异地望着我。
“您不知道么？”
“什么？”
“上次和您见面后没多久……差不多两个月之后，他就在家里自杀了。”
“是啊．….”
“他那么一大把年纪，怎么会……”
“这件事情还是不说它的好。三年了。人生中事情太多，就这么忘了也是好事啊。”
“那个刘奕君也是。当初果然是一”
“程老师，我也是受人所托。这种事情内情大概谁也说不清楚，不如不去想吧。”
窗外的雨突然大起来了：伦敦的天气总是如此多变，我似乎一时半会也不方便回到酒店里去。我和邱理事相顾无言地喝着闷酒，披萨的奶酪冷掉了，简直如同嚼蜡一般。不知是不是因为酒精的作用，我的思绪再次回到了三年前的布拉格。我的面前浮现起了许多人：裘伯灵，申洛甫，刘奕君。这样的事情是不会轻易被忘掉的，就算整个事件已经变成了谁也无法理清头绪的疑团，它也会一直存在于我的记忆中，提醒着一切的存在。
二
我在布拉格出差是在1990年的时候。捷克那时刚刚发生了天鹅绒革命，街头上依然随处可见先前学生与军警冲突时到处投掷的砖头和啤酒瓶。这样的事件是安排行程的上级始料未及的，但我最终还是成行了。”你要小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腐蚀！”末了他只同我讲了这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据我所知他一直在黑市上倒腾美元，以此给家里换得数套住宅，似乎在他看来思想要比金钱可怕得多：虽然某种程度上我也认同这种说法。于是我就提着一个破手提箱出发了。
我的拜访对象是布拉格大学的一名汉学家裘伯灵教授，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子。福兰阁的得意门生；二战时期的游击队分子；二战之后的捷共党员。在我拜访他的前夕，他几乎被校内的学潮弄得将要退休了。这趟拜访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左翼学生们包围了他的住宅，使他回不了家，于是我们安排在布拉格市中心的一家酒馆会面。然而会面当天下起了大雨，老头子一时来不了，我只得又在酒馆打电话叫出租车来﹣我那时实在是狼狈到了极点：衣服潮乎乎地黏在身上；鞋子里灌了水，出租车还要四十分钟才能来接我去老头子的临时住所。我失魂落魄地靠在酒馆角落的长椅上：就在这时邱理事进来了。我们两个在国外好不容易遇到了同胞，自然是十分欢喜。我那时才知道他已经不再做编剧，而是去了华人文艺会，在海外各地组织中国文化的宣传交流工作。这自然是于国家大大有利的事情，比起我这样待在办公室里混吃等死、消磨光阴的人不知好到哪里去。
“程老师有何新作让在下拜读拜读啊？”他问道。我只得惭愧地回答：”现在传统的戏剧已经不太时兴了，养不活这许多剧作。我现在偶尔给杂志投一投文艺评论来赚些外快，好叫我媳妇晚餐多加两个炒蛋。”
“可是中国的戏剧在欧洲倒是风靡得很那！”他说。”你晓得最近在布拉格巡演的越剧团么？”
“哪个越剧团？”
“就是老的余杭越剧院，后来改制变成商业剧团了。那个刘奕君你知道吧？”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她在我写的剧本《三借剑》里做武生，反响非常之好。只是我生性孤僻，也是只闻其名未识其面罢了。说到底，我也只是一个写剧本的人、沉浸在自己构想出来的故事之中。至于表演出来究竟如何，这并不是我关心的问题。
“我知道。她怎么了？”
“您不是此行要拜访裘伯灵教授么！”
“对啊？”
“裘伯灵教授就是她的票友，收集了不少她的剧照呢。”
“还有这等事！”
虽然我的脑中一时也产生了种种恶意的、八卦味十足的联想一仅仅是个人的恶趣味而已一但是理智上，显然裘伯灵老头子也就仅仅是一个爱好者而已。我为自己产生了龌龊的想法而惭愧，但这时邱理事开口了：
“其实程老师此去，在下有个不情之请，想让老师帮个忙。”
“你说吧！”
我想也不想就一口答应了。
“倘若裘伯灵先生问起您是否认识刘奕君，问她在国内做什么工作、是否有孩子，请您这样回答：您认识她，她是越剧演员，有一个孩子，您见过。”
我一时感到无比迷惑。
“可我确实没见过她，也确实没见过她的孩子啊！”
“你不晓得……那个裘伯灵先生对于刘女士的迷恋已经到了可能会让人困扰的地步。让您这么说，也是希望能断了他的想法，这对两边都有好处。还请您看在过去交情的份上，帮在下这个忙。”
“可是，她真的有孩子吗？”
“确实有。”邱理事回答。他从提包里取出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一名小男孩。男孩看起来有些东方特征、却又卷发、碧眼，看起来有点像欧洲人。”这就是她的孩子。她的丈夫是一名英国的外交官。”他这样说道。
“原来如此……那么，这名刘女士自己长什么样子呢？”
“这个就不需要照片了。剧院就在这家酒馆隔壁，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她了。”
三
那天晚上我和裘伯灵教授会面，裘伯灵教授兴致很高，问了我许多越剧创作中的问题，还十分热情地向我介绍他最新的研究著作，唯独没有问到刘奕君。我实际上也并没有看到他的房间里有刘奕君的剧照，墙上倒是贴着不少发黄的剪报，从字体来看似乎是民国时期的旧报纸。那天晚上我们在他的公寓里喝了许多酒，他最后醉醺醺地唱歌，胡子上面滴着啤酒。这样愉快的氛围最终因为我的鲁莽而毁掉了。我问他：”教授，最近学生闹事情，没有困扰到您吧？”
我因为酒精的作用说了一句废话，教授摇摇晃晃地走到窗边，望着夜空外的城市灯火。
“就像一场演出……”他嘟嘟囔囔地说。”都结束了，都结束了……什么都没有，最烂的剧本……”
老头子呜呜地哭了起来。
而我的脑海里浮现起下午经过了酒馆窗边的刘奕君。她是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带着最为典型的东方古典美，但是面庞里却又透出说不出的英气。陪伴在身边的是她的丈夫、英国外交官申洛甫。他实际上是捷克人，因为苏联情报人员对他父亲的迫害而全家出逃英国。他后来在剑桥大学拿到了经济学博士的学位，然后进入了外交系统。至于他与刘奕君的相识则是在他于北京工作时发生的事情﹣这些都是我在后来的新闻报道中了解到的事情。我透过窗子，看到他挽着刘女士的手，两个人一同朝剧院走过去。在经过台阶的时候，申洛甫轻轻拉了刘的手提醒她注意，而刘则一下子跳了上去，对着她的丈夫调皮地笑了。这一幕不由得叫我心旌动摇，回忆起了最初同妻子谈恋爱的时光。不过妻子自从与我结婚之后，也摇身一变，从天真烂漫的少女变作了每日皱着眉头叨叨柴米油盐的妇人。我想，不管是男女，或许都要有此一变，从恋人彼此理想中的模样变成平庸的老夫老妻，然而唯有演员和政治家足以将这种虚幻的理想变得格外恒久，或许正是这点才叫人着迷吧！但我并不是申洛甫，我只是隔着窗窥看两人的羁旅过客罢了。
于是在1993年的夏夜，我终于在雨停之后告别了邱理事。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裘伯灵老爷子看起来根本不是刘奕君的票友：有些事情或许根本不能深究。我吃了口感粗劣的烤串和披萨，喝了后味发苦的啤酒，我的肚子又开始隐隐作痛了。轨道公交车从我的身边经过，响着”当啷当啷”的铃声，后座上一名年轻人把头探出来，对我这个罕见的中国人吹着口哨。我摇摇晃晃地经过十字路口，我走进了酒店，酒店前台没有人。而楼上的房间里，我的那些同事们也全都已经睡着了。
我在布拉格之后再次听到有关刘奕君女士﹣或者说刘奕君先生的事情，是在1991年12月。而上文所提到的他与申洛甫先生的相识事迹也都是从报纸上读来的花边新闻。刘奕君先生当然是个男性，只是由于某些先天的发育不良而拥有着近乎于女性的身体。但是无论是对国内的同僚，抑或是对外国人包括申洛甫先生，这个秘密都是被深深埋藏起来的。
申洛甫先生据说在高中时期就同男生发生过性方面的关系：尽管他否认自己是个同性恋，但是他”喜好像是男性的东方女性”这样的事情已经足够显眼，甚至被有关部门所得知，并且特地找来了刘奕君先生投其所好。两个人第一次发生关系是在1985年的北京某地，随后申洛甫被调回伦敦，两个人有时相聚，经常分隔。刘奕君收养了一名新疆儿童，对申洛甫说这是他们的孩子。就这样，申洛甫被欺骗了整整8年，一直认为刘奕君是女性。直到1989年某个因为政治斗争失败、叛逃到英国的情报部门官员将两个人的关系提供给了军情五处作为见面礼，英国方面这才知道了申洛甫通过刘奕君向北京泄露情报的事情。随后的两年里，军情五处对两个人进行了长期监视以挖出其上下线，确定再也挖不出任何新的线索之后，英国逮捕审讯了这一对夫妇。
实际上，”利用刘奕君发展申洛甫”这一构想本来就是改革开放中的保守派试图挑起情报战、倒逼政府暂缓开放的手段，在保守派于情报机构失势后，也就是自1986年以来，申洛甫和刘奕君事实上断绝了同上级的信道，没有再从事任何间谍活动。两个人几乎和正常的夫妇毫无区别。军情五处长达两年的监视实在是过虑了。
大众津津乐道于两个人的特殊关系。当法官念到”刘的阴囊结构发育不全，因为柔软而类似于女子的阴唇”时，旁听席上发出了一阵阵哄笑声。申洛甫在审判中曾经一度试图以头撞击桌角自杀，但是未能得逞。唯有刘奕君平静地注视着法庭的天花板。明明他才是这一出戏的主角，他的表现却好像什么都同自己毫不相干一般。
最末的结果，申洛甫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刘奕君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不过由于北京和伦敦之间试图改善关系的企图，女王于次年签署政令，对两人实行了特赦。
两个人从此再也未曾碰面。
四
我坐在二楼休息室的沙发上，注视着窗外寂寥的街道。今天是伦敦，下周是都柏林，再下周则是巴黎。
我想，不管是哪里，窗外的景象大约也不会有何不同，事实上也同我没有任何关系。代表团来这里或者不来这里，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只不过是在做着象征性的工作，表现出了”正在做些什么”的样子，末了或许只是在进行着某种表演，曲终人散之后一如昨日。我曾是个剧作家，我现在不是了。刘奕君曾经是个演员，现在似乎也早就销声匿迹。申洛甫据说去年还有国人遇到他﹣他看到那样的中国面庞，便立即凑上去，絮絮叨叨地诉说着自己在中国的奇妙经历，还让那人看自己收藏的毛泽东语录。至于裘伯灵老先生，因为生前的共产党员身份，现在也几乎不再被人提及了。演员一直在变换，戏剧倒是每天都会上演。
我突然记起来了，我似乎真的和刘奕君见过一面，就在遇见邱理事的座谈会上。作为招待参会者的表演，《三借剑》是最后一场，而他正是”以女性的身份”扮演小生。在表演结束后，大幕落下，嘉宾们纷纷离场。我因为笔记本忘在了座位上而返回去拿。场内漆黑一片，唯有一盏探照灯的白光照射在舞台上，光路里灰尘纷飞。在这时我看到了小生站在空无一人的台上，凝视着剧场的穹顶。正如刘奕君受审时的姿态。
他那时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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